唐雯、仇鹿鳴：點校是細瑣而長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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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題目為：〈校史是細瑣而長期的工作 ——點校本《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修訂的具體方法〉

此處只引一小節

（原載《文匯報》2015-06-26，　　《文匯報》記者 任思蘊

　　唐雯：現在兩《五代史》是完成了，應該說工作是做得比較充分的，但接下去還有《舊唐書》。想想看，我們現在修訂出來總計9册兩《五代史》，而《舊唐書》一共有16册的篇幅，而且難度更大，尤其是〈志〉的部分，兩《五代史》畢竟〈志〉的部分相對簡單得多。如果時間上非常趕，那麼做出來的成果能不能達到新舊《五代史》的水平，說實話，心裡就沒有底了。

　　另外要講一下的是，這種基本文獻整理工作在目前大學的體制內不是很受重視，但實際上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文匯報：作為青年學者，你們覺得此次參與點校工作有什麼樣的得與失？

　　仇鹿鳴：得失都是相對的，客觀而言，如果用點校工作的這點時間寫論文，做研究，我想這些年再多寫出一兩本專著，應該是有把握的。這種古籍整理的工作，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夯實中國學術根基的工作，但就像剛剛唐雯說的，目前學科考評體制下對於這種工作相對來說是忽視的，特别是現在大學體制下還特别鼓勵發表英文論文，因為有利於國際排名的提高。我想，發表英文論文對於社會科學或者世界史、西方哲學而言，或許是一個合理的考評指標，但對於中國古代文史的研究而言，有些不著邊際。我個人倒是不反對考評，因為有標準總比沒標準好，但我想中國的大學要進步首先要學會差異化管理，要尊重各學科的特點。

　　所以就「利」而言，大概是幾乎沒有的，但我在這裡並不是要抱怨，因為這件事情我是自覺自願參與的，並不是被項目「裹挾」的。我想任何一位從1980年代以後學習中國古代文史的人，都是從二十四史點校本入手的吧。毋庸諱言，在中國古代文史領域中，有不少方面，日本、歐美學者比我們做得好，但我想唯有一點，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學者，但凡要引用二十四史，必定是要用中華本的。說句玩笑話，點校本二十四史大概是最近幾十年來輸出最成功的「價值觀」了。如果說得稍微大點，點校本二十四史的出現，使得任何一位中等以上學歷的國人，只要有意願，就能比較方便地接觸、學習這些基本典籍，就保存中國文化而言，怎麼估計點校本二十四史的貢獻，都是不為過的。我自己當然也是讀著上一次的整理本開始學術生涯的，所以當能有機會為完善這一版本做出貢獻，自覺也是一種使命的召喚。

　　另一方面，通過這次修訂實踐，對我個人而言，當然在學術上也是有成長的。我在此之前完全沒有做過文獻工作，但進入這個領域之後，發現有很多問題其實都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比如，剛開始的準備工作階段，總覺得二十四史的版本應該已經被研究得非常透徹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比如我最初翻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注意到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個《舊唐書》嗣雅堂明鈔本，很奇怪之前似乎沒有人研究過，我和唐雯一起去看，很快判斷這是一個鈔宋本，這對於沒有完整宋本傳世的《舊唐書》而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發現，夏婧最近寫了很精彩的論文發表在《文史》上。前面提到張學謙所注意到的邵本，其實也是如此，《儀顧堂題跋》並不是僻書，而關於《舊五代史》下落問題大概可以算是20世紀文獻學史上最大的幾樁公案之一了，近二十年來去日本訪問漢籍幾乎成為了一個風潮，但竟然沒有人注意過此書，當然日本人也沒注意到，只把此書列為普通古籍，否則我們申請複製也不會這麼容易。現在不少學者做學術多追尋新材料，追求國際漢學的潮流，但我自己做了幾年校史的冷板凳工作，反倒覺得舊材料、舊問題中可以發掘的餘地可能更大，且還因此而多少具備了點貫通文史的能力，這個是不是能算是「得」呢？我讀書的時候也比較傾向新史學，現在化用胡適的話，變成了好學術主義者，在我看來沒有新學術與舊學術的區隔，只有好學術與壞學術的高下。

　　仇鹿鳴：我可以負責地說我們對於每條校記的去取都有相當仔細的考慮，我想有機會我們會寫長篇的文章來詳細說明整個校勘工作的原則和旨趣。但另外要說明的是，校勘工作和研究工作是有很大的不同，寫論文就好比足球場的前鋒，我想任何一個學者每兩三篇文章中有一篇能有比較大的發明，就能算是第一流的學者了，就好像前鋒兩三個機會中能轉化成一個進球肯定是世界級的前鋒。但校勘工作就好像是後衛，十個球你有一個球沒防守好（沒校出來），或者偶爾進了一個烏龍球（寫錯了校記），可能就要挨罵，這是這個工作的性質決定。我們儘管已經做了比較多的努力，但校書如掃落葉，難免會有疏漏的地方，也希望書出版後能得到大家的指正，使其有進一步完善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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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按言：從實際點校T210《法句經》、T212《出曜經》、T101《雜阿含經》(單卷本)、T150《七處三觀經》的親身經驗來看，點校的過程瑣碎，淡如白米飯，但是非常值得。古人說，「讀書從校勘始」，對想學習此一範圍者，特別是想研究此一經論的學者，真是非常明白。校勘一經的時間，至少可以完成三篇此經相關的論文；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