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5日 星期二

「跨文本對照閱讀與佛典校勘」的參考書目(僅列中文期刊、書籍)

2012-10-19 15.07.49

印順法師,(1971),《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印順法師,(1979),〈大智度論校勘記〉,《內明雜誌》93期,1979年12月,3-5頁,香港。

印順法師,(1983, 1994),《雜阿含經論會編》,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再版。

印順法師,(2004),《永光集》,正聞出版社,新竹縣,台灣。

長慈法師,(2006),〈印順導師《大智度論》筆記之特色與應用〉,《「印順導師與人菩薩行」海峽兩岸學術會議論文集》,玄奘大學,新竹市,台灣。

菩提比丘,(2006),〈再訪「井水喻」--探索 SN 12.68 Kosambi 拘睒彌經的詮釋〉,《正觀雜誌》,第38期,137-169頁,正觀雜誌社,南投縣,台灣。

無著比丘,(2006),〈巴利口誦傳統的形式與功能〉,《第一屆巴利學與佛教學術研討會》,嘉義縣,南華大學。

無著比丘,(2007a),〈《中阿含》比較研究摘要〉,《福嚴佛學研究》第二期,1-56 頁,福嚴佛學院,新竹市,台灣。

無著比丘,(2007b),〈他山之石可以攻錯〉(I),《正觀雜誌》第42期, 115-134頁,正觀雜誌社,南投縣,台灣。(‘Some Pali Discourses in the Light of Their Chinese Parallel ’,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22.1 (2005) page 1-14, London, UK.)。

無著比丘,(2007c),〈他山之石可以攻錯〉(II),《正觀雜誌》第43期, 23-42頁,正觀雜誌社,南投縣,台灣。(‘Some Pali Discourses in the Light of Their Chinese Parallel ’,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22.2 (2005) page 93-105, London, UK.)

無著比丘,(2008a),〈巴利與漢譯經典中天使(Devadūta)的意涵〉,《福嚴佛學研究》第三期,福嚴佛學院,新竹市,台灣。

無著比丘,(2008b),〈《優陀那》的結集〉,《第二屆巴利學與佛教學術研討會》,台北縣中和市放生寺,嘉義縣南華大學協辦,台北縣,台灣。

無著比丘,(2008c),〈誰說的法、誰說的話〉,《正觀雜誌》第47期,5-27 頁,正觀雜誌社,南投縣,台灣。

無著比丘,(2009a),〈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正觀雜誌》第48期,1-48 頁,南投縣,正觀雜誌社,南投縣,台灣。

湛如法師,(2006),《淨法與佛塔—印度早期佛教史研究》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慧如法師,(2009),《南傳《法句經》到漢譯《四十二章經》關係與影響之研究》,華梵大學碩士論文,台灣。

章慧法師,(2004),〈《申曰經》經本定位與經題考〉,《中華佛學研究》第8期,51-110頁,中華佛學研究所,台北縣,台灣。

布歇(Boucher, Daniel),(1998), 〈犍陀羅語與早期漢譯佛經的再思考---以《妙法蓮華經》為個案〉,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4,p. 118. 中文為薩爾吉譯,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113-195頁,商務印書館,北京市,中國。

梅維恒(Mair, Victor),(2005),〈《賢愚經》的原典語言〉,朱冠明翻譯,《漢語史研究集刊》第8輯,424-444頁,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方一新、高列過,(2007),〈題安世高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考辨〉,《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0輯,pp. 345-373,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方一新,(2003),〈翻譯佛經語料年代的語言學考察—以《大方便佛報恩經》為例〉,《古漢語研究》第三期,pp. 178-184,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方一新,(2004a),〈作品斷代和語料鑒別〉,《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簡報》,2004.1,pp. 16-29,杭州市,中國。

方一新,(2004c),〈《太子墓魄經》非安譯辯〉,《第四屆中古漢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p. 178-184,南京市,中國。

方一新,(2008a),《佛說奈女祇域因緣經》翻譯年代考辨〉,《漢語史學報》第7輯,pp. 238-261,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談錫永、沈衛榮、邵頌雄,(2007),《《聖入無分別總持經》對勘與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市,中國。

聶志軍,(2010),《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長沙市,中國。

劉震,(2010),《禪定與苦修---關於佛傳原初梵本的發現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劉震,(2011),〈用多種語文對勘來輔助漢文《大藏經》的新修工作〉,《第一屆「國際佛教大藏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81-293頁,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宜蘭縣,台灣。

林光明,(2011),《梵漢對音初探》,嘉豐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林崇安,(2003),〈「雜阿含」經文的釐正初探〉,《圓光佛學學報》第八期,1-27頁,圓光佛學院,中壢市,台灣。

梁曉虹,(1996),〈從語言上判斷《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譯〉,《中國語文通訊》第40期,中國。

梁曉虹,(2001),〈論梵漢合璧造新詞〉。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284-306頁,商務印書館,北京市,中國。

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佛光大藏經》《阿含藏》〈附錄(下)〉,(1983, 1995), 663-679頁,佛光出版社,台北市,台灣。(原文發表於 1923年,《內學》第一輯)。

呂凱文,(2005),〈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以《弊宿經》裡佛教徒與「虛無論者」的輪迴辯論為考察線索〉,《中華佛學研究》第9期,1-27頁,中華佛學研究所,台北縣,台灣。

顧滿林,(2002),〈試論東漢佛經翻譯不同譯者對音譯或意譯的偏好〉,《漢語史研究集刊》第5輯,pp. 379-390,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顧滿林,(2005),〈東漢佛經音譯詞的同詞異形現象〉,《漢語史研究集刊》第8輯,pp. 325-337,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顧滿林,(2006),〈漢文佛典音譯詞的節譯形式與全譯形式〉,《漢語史研究集刊》第9輯,pp. 161-177,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高明道,(1991),〈蟻垤經初探〉,《中華佛學學報》第四期,29-74頁,中華佛學研究所,台北市,台灣。

高列過,(2003),〈東漢佛經被動句疑問句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杭州市,中國。

高列過,(2008),〈東漢佛經句法的語言接觸現象〉,《漢語史學報》第7輯,p. 128-136,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胡敕瑞,(2004),〈《道行般若經》與其漢文異譯的互校〉,《漢語史學報》第4輯,pp. 127-146,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胡適,(1934),〈校勘學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胡適文集》第五集,108-11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北京市,中國。

胡適,(1946),〈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胡適文集》第十集,193-20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北京市,中國。

黃寶生,(2010a),〈《梵漢佛經對勘叢書》總序〉,原貼文網址http://daoli.getbbs.com/post/t204604.htm,貼文引用網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5739781/

黃寶生,(2010b),〈梵文研究的學術意義〉,原貼文網址
http://daoli.getbbs.com/post/t204606.htm,貼文引用網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5762349/

紀贇,(2010),〈從口頭到書面—佛教文獻傳播方式的改變與大乘佛教的興起〉,《第一屆「國際佛教大藏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3頁,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宜蘭縣,台灣。

辛島靜志,(2007),〈早期漢譯佛教經典所依據的語言〉,徐文堪翻譯,《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0輯,pp. 293-305,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Underlying Language of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ristoph Anderl and Halvor Eifring eds.,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Christoph Harbsmei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0th Birthday, Oslo, Hermes Academic Publishing, 2006, pp. 355-366》)

辛島靜志,(1997, 1998),〈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裘雲青翻譯,《俗語言研究》1997年第4期、1998年第5期。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33-74頁,商務印書館,北京,中國。

辛島靜志,(2003),〈《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 ,《佛教圖書館館訊》,35/36期。

辛島靜志,(2010),〈早期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以支婁迦讖及支謙的譯經對比為中心〉,《漢語史學報》第10輯,pp. 225-237,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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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理和著,顧滿林譯,(2001),〈關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漢語史研究集刊》第4輯, 288-312頁,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朱慶之,(2000, 2001),〈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一)、(二),《漢語史研究集刊》第3輯,176-192,《漢語史研究集刊》第4輯,328-344頁,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商務印書館,北京,中國。

陳寅恪,(1927),〈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金明館叢稿二編》,234-239頁,三聯書店,2001年。(原稿發表於1927年12月,《清華學報》第四卷第二期,亦見,《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三期,廣州,中國。)

曹廣順、遇笑容,(2000),〈從語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譯經的翻譯年代問題--以《舊雜譬喻經》為例〉,《漢語史研究集刊》第3輯,pp. 424-444,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朱慶之(編),(2009),《佛教漢語研究》,348-357頁,商務印書館,北京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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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林,(2007),〈《雜阿含》「無我相經」勘正:「文獻學」vs「教義學」的解決方案〉,《台灣宗教研究》第6卷第2期,121-147頁,台北市,台灣。

蔡耀明,(1998),〈判定《阿含經》部派歸屬牽涉的難題〉,法光雜誌,111期,台北市,台灣。

蔡耀明,(2000),〈吉爾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正觀雜誌》13期,1-126頁,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07),〈寶唱《經律異相》所引之阿含經〉,《福嚴佛學研究》2期,91-160頁,新竹市,台灣。

蘇錦坤,(2008a),〈《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正觀雜誌》45期,5-80頁,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08b),〈藉助巴利《尼柯耶》解讀四阿含攝頌〉,《第二屆巴利學與佛教學術研討會》,台北縣中和市放生寺,嘉義縣南華大學協辦,台灣。

蘇錦坤,(2009a),〈《雪山夜叉經》—漢巴經典對照閱讀〉,《正觀雜誌》48期,69-142頁,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09b),〈《雜阿含經》攝頌初探—兼談印順導師在《雜阿含經》攝頌研究的創見〉,《福嚴佛學研究》4期,89-139頁,新竹市,台灣。

蘇錦坤,(2009c),〈再探漢巴文獻的〈比丘尼相應〉—馬德偉教授〈《別譯雜阿含經》的比丘尼相應〉一文的回應〉,《正觀雜誌》51期,1-30頁,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10a),〈《增壹阿含經》攝頌初探〉,《福嚴佛學研究》5期,59-114頁,新竹市,台灣。

蘇錦坤,(2010b),〈從後說絕---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將偈頌譯成長行〉,《正觀雜誌》55期,5-104頁,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11),〈漢譯佛典校勘舉例——兼論印順導師與佛典校勘〉,《福嚴佛學研究》3期,23-72頁,新竹市,台灣。

蘇錦坤,(2012a),〈《七處三觀經》研究(1)---《七處三觀1經》校勘與標點---兼對 Tilmann Vetter 與 Paul Harrison 論文的回應〉,《福嚴佛學研究》7期,1-74頁,新竹市,台灣。

蘇錦坤,(2012b),〈《七處三觀經》結構與譯者---兼對 Paul Harrison 論文的回應〉,《正觀雜誌》62期,99-192頁,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13a),〈漢譯佛典新式標點舉例〉,《正觀雜誌》,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13b),〈初期漢譯佛典疑難詞釋義〉,《福嚴佛學研究》7期,1-74頁,新竹市,台灣。

萬金川,(2009),〈梵本《維摩經》的發現與文本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正觀雜誌》51期,143-203頁,南投縣。此文也在《第四屆印度學研討會》發表,嘉義縣南華大學主辦,台灣。

溫宗堃,(2006),〈巴利註釋書的古層〉,《福嚴佛學研究》第一期,1-31頁,福嚴佛學院,新竹市,台灣。

溫宗堃,(2010),〈從巴利經文檢視對應的《雜阿含經》經文〉,《福嚴佛學研究》5期,1-22頁,新竹市,台灣。

溫宗堃、蘇錦坤(2011),〈《雜阿含經》字句斠〉,《正觀雜誌》57期,37-117頁,南投縣,台灣。

王邦維,(2000),〈論阿富汗新發現的佉盧文佛教經卷〉,《中華佛學學報》第13期卷上,13-20頁,中華佛學研究所,台北縣,台灣。

王常蒞,(2007),〈巴、漢〈入出息念相應〉經群比較〉,《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1-39頁,中華佛學研究所,台北市,台灣。

遇笑容,(2006),〈梵漢對勘與中古譯經語法研究〉,《漢語史學報》第6輯,pp. 61-67,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越建東,(2004),〈西方學界對早期佛教口傳文獻形成的研究近況評介〉,《中華佛學研究》第8期,327-348頁,中華佛學研究所,台北縣,台灣。

越建東,(2010),〈Richard Gombrich 探討佛陀原意的論述與方法〉,《揭諦》18期,45-74頁,南華大學,嘉義縣,台灣。

赤沼智善,Akanuma, Chizen, (1929, 1986 reprint at Taipei),《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The Compa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Agamas & Pali Nikayas 》,華宇出版社,台北縣,台灣。

水野弘元,(1989),〈漢譯之中阿含經與增一阿含經〉,《佛教研究》,18期。(本文已經被翻譯為中文,收在《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509-579頁,許洋主翻譯,法鼓文化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水野弘元,(1969),〈中阿含經解題〉,《國譯一切經》,卷 4。(本文已經被翻譯為中文〈中阿含經解說〉,收在《佛光大藏經》《阿含藏》之《附錄(下)》,689-703頁,,台北市,台灣)

水野弘元,(1969),〈增一阿含經解題〉,《國譯一切經》,卷 4。(本文已經被翻譯為中文〈增一阿含經解說〉,收在《佛光大藏經》《阿含藏》之《附錄(下)》,761-785頁,台北市,台灣)

水野弘元, (1964), 〈部派佛教與雜阿含〉,《佛光大藏經》《阿含藏》〈附錄(下)〉,(1983, 1995), 681-687 頁,佛光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水野弘元,(2003),《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許洋主翻譯,法鼓文化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2013年2月2日 星期六

歷史上幾次跨語言文本的佛教經典對勘

P1140844

在歷史上,第一次對漢譯經典進行對照閱讀是在隋朝(約西元601年),依據

〈《添品妙法蓮華經》序〉:「《妙法蓮華經》者,破二明一之指歸也。降神五濁,弘道三乘,權智不思,大悲難極,先設化城之跡,後示髻珠之本,車雖有異,雨實無差;記以正覺之名,許以真子之位,同入法性,歸之於此。昔燉煌沙門竺法護,於晉武之世譯《正法華》;後秦姚興,更請羅什譯《妙法蓮華》。考驗二譯,定非一本。護似多羅之葉,什似龜茲之文。余撿經藏,備見二本,多羅則與《正法》符會,龜茲則共《妙法》允同,護葉尚有所遺,什文寧無其漏?而護所闕者,《普門品》偈也;什所闕者,《藥草喻品》之半,《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提婆達多品》、《普門品》偈也。什又移《囑累》在《藥王》之前,二本陀羅尼並置《普門》之後。其間異同,言不能極。
竊見《提婆達多》及《普門品》偈,先賢續出,補闕流行。余景仰遺風,憲章成範,大隋仁壽元年辛酉之歲,因普曜寺沙門上行所請,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師,於大興善寺重勘天竺多羅葉本,《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勘本猶闕,《藥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達多》通入《塔品》,《陀羅尼》次《神力》之後,《囑累》還結其終。字句差殊,頗亦改正,儻有披尋,幸勿疑惑。雖千萬億偈,妙義難盡,而二十七品,本文且具。所願四辯梵詞,遍神州之域;一乘祕教,悟像運之機。聊記翻譯,序之云爾。」(CBETA, T09, no. 264, p. 134, b27-c22)

此篇序文應該是隋朝的大德釋彥悰所作,由於竺法護在西元286年翻譯的《正法華經》與鳩摩羅什在西元406年翻譯的《妙法蓮華經》內容不同,於是西元601年在長安大興善寺進行會勘,由此篇序文作者與闍那崛多、達摩笈多兩位外國僧人共同檢閱,當時梵篋俱在,發現鳩摩羅什的譯文與龜茲語的貝葉相符,而竺法護的譯文與梵文經本相符。

於是,在西元601年闍那崛多與達摩笈多兩位外國僧人,將兩本混編成一本新的《妙法蓮華經》。

再往下,就到達西元1285年,忽必烈在攻陷南宋首都臨安(杭州)的九年後,下令編纂《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總共有僧俗二眾29人,勘定「蕃漢」經本之後,主要有兩項成果:「1. 將各本經文安上『梵文經題』」,「2. 蕃漢對勘,註明此經為與蕃本同,或是『蕃本缺』」。西元1287年,《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完成,在《磧砂藏》、《普寧藏》、《明洪武南藏》、《明北藏》收錄之後,雖然清朝的乾隆《龍藏》、《嘉興藏》(《徑山藏》)、民國初年猶太人出資刻印的《頻伽藏》都有收錄,實際上,此一目錄無關經義、未涉解脫,七、八百年來可謂乏人問津。

接下來是所謂的《南條目錄》,是日本人南條文雄(Nanjo Bunyu)根據《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所編的梵文經典與漢譯經典的對照目錄。此一目錄引起西方學者對「佛典文獻學」的注目,也開始有「佛教經典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的論文出現,但是,《南條目錄》早於《大正藏》,對應經典的編列當然不會有《大正藏》編號,因此,近代學者較少引用此書,實際運用上,「漢巴對照閱讀」無需此一目錄,但是梵漢對照閱讀可能就需參考此一目錄了。

其次是日本人姉崎正治(Anesaki Masaharu)所編的〈漢譯四阿含〉(1908)。但是,在漢巴對照閱讀時,最常用的是赤沼智善《四部四阿含對照目錄》(1929),此書也已經八十四歲垂垂老矣,無著比丘與白瑞德在《中部尼柯耶》有專文發表,訂正新的對照目錄,版主以《中阿含》編列新的對照目錄尚待發表,完整的《四部尼柯耶》對照目錄已有初稿,但是,此一目錄的共同作者無著比丘與白瑞德似乎還不想發表此一目錄,大部分的讀者肯定是看不到此一新目錄了。

目前則以無著比丘與白瑞德參與的 Sutta-central Project 含有梵、巴利、藏譯、漢譯以及其他語言的佛典殘片最為完整。

http://www.suttacentral.net/

近代出版《校勘學》書目

P1140838

法賢法師

1. 《元代藏經目錄研究:《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研究》,2005,法光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印順法師

2. 〈大智度論校勘記〉,《內明雜誌》93期,1979年12月,3-5頁,香港。原文重印於蘇錦坤〈漢譯佛典校勘舉例——兼論印順導師與佛典校勘〉,《福嚴佛學研究》3期,23-72頁,新竹市,台灣。

3. 〈讀大藏經雜記〉,1989,《華雨集》第3冊,正聞出版社,新竹縣,台灣

馬敘倫

4. 《古書疑義舉例校錄》,2005,(《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之四 ),上海世紀出版,上海市,中國。

方一新

5. 《訓詁學概論》,2008,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市,中國

段喜春

6. 《古書標點釋例》,1989,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武昌市,中國。

段玉裁

7. 《經韵樓集》,2008,鍾敬華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戴震

8.《戴震全書》,2010,全七冊,楊應芹、諸偉奇主編,黃山書社,合肥市,中國。

倪其心

9. 《校勘學大綱》,2004,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市,中國。

劉師培

10. 《古書疑義舉例補》,2005,(《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之二),上海世紀出版,上海市,中國。

林艾園

11. 《應用校勘學》,2007,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管錫華

12.《漢語古籍校勘學》,1986,巴蜀書店,成都市,中國。

13.〈七十年代末以來大陸校勘學研究綜論〉,2002,《漢學研究通論》21.3期(總83期) pp. 1-11,台北市,台灣。

高明

14. 《中古史書詞匯論稿》,2008,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中國。

胡樸安

15. 《古書校讀法》,1985,巴蜀書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胡適

16. 〈校勘學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1934,《胡適文集》第五集,108-11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北京市,中國。

黃寶生

17. 〈《梵漢佛經對勘叢書》總序〉,2011,《梵漢對勘《維摩詰所說經》對勘叢書》,1-3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市,中國。原貼文網址:

http://daoli.getbbs.com/post/t204604.htm ,貼文引用網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5739781/

黃永年

18. 《古籍整理概論》,2001,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市,中國。

蔣禮鴻

19.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1997,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趙平安

20. 《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2009,商務印書館,北京市,中國

張舜徽

21. 《張舜徽集》,(第一輯《中國文獻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武昌市,中國。

22. 《中國文獻學九講》,2011,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張涌泉、傅傑

23. 《校勘學概論》,2007,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市,中國

章學誠

24. 《校讎通義通解》,2009,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市,中國。王重民(通解)。

陳垣

25. 《元典章校補釋例》,《陳援庵先生全集》第2冊,903-1116頁,新文豐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曾良

26. 《敦煌佛典字詞與校勘》,2011,廈門大學出版社,廈門市,中國

蘇錦坤

27. 〈漢譯佛典校勘舉例——兼論印順導師與佛典校勘〉,《福嚴佛學研究》6期,23-72頁,新竹市,台灣

宋子然

28. 《中國古書校讀法》,2004,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姚維銳

29. 《古書疑義舉例增補》,2005,(《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之五),上海世紀出版,上海市,中國

楊樹達

30. 《古書句讀釋例》,2003,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2007 重印)。

31. 《古書疑義舉例續補》,2005,(《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之三),上海世紀出版公司,上海市,中國。

溫宗堃、蘇錦坤

32. 〈《雜阿含經》字句斠勘〉,2011,《正觀雜誌》57期,37-117頁,南投縣,台灣。

王邁

33. 《古文標點例析》,1986,語文出版社,北京市,中國。

王欣夫

34. 《文獻學講義》,2005,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市,中國。章學誠(原著)。

王重民

35. 《《校讎通義》通解》,2009,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市,中國。章學誠(原著)。

王叔岷

36. 《斠讎學˙校讎別錄》,2007補訂本,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俞樾

37. 《古書疑義舉例》,2005,(《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之一),上海世紀出版公司,上海市,中國。

「校勘學」語錄

P1140858
1. 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
「叔夏嘗聞太師益公先生(周必大)之言曰:『校書之法:實事是正,多聞闕疑。』」
2. 戴震 (1724-1777),《戴震集》第六冊,274-275頁,〈《爾雅註疏箋補》序〉:
「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
這句話是說「(今人讀書,不讀故訓的)結果,他自稱能了徹先聖的語言,卻讀不懂先聖的文字;讀不懂先聖的語言,卻自信能通曉先聖的心志,而談說、文字、思惟、著述完全符合。這樣的主張,我不知道要怎麼說他才好。」
版主為業風吹至一私人研討會,其中一位侃侃而談「心、佛、眾生三無差等」,自認經典就手,觸目即通。問到《壇經》,發現並未踏實閱讀過,一些內容全無著落,卻機鋒靈巧,如白玉盤上盛著琉璃珠子,一撥就轉,自謂天然菩薩、現成祖師。這位老兄認為不需讀經論,迷時法華轉,誤時轉法華,只東撿西撿,靠兩三句話套子討生活,說起話來和「五時判教」相似。(「誤時轉法華」原文是「悟時轉法華」,但是這位老兄只配得的上這個「誤」字。)
3. 《戴震集》第六冊,376頁,〈《古經解鉤沉》序〉: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是故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辭生訓也,其一守訛傳繆也。緣辭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訛傳繆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
4. 段玉裁,(1735-1815),《經韵樓集》卷12,332頁,〈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凡校經者,貴求其是而已。」
「東原師云:『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辭生訓也,其一守訛傳繆也。緣辭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訛傳繆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
5. 段玉裁《經韵樓集》卷2,25頁,〈《周禮漢讀考》序〉:
「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後不以字妨經;必就其字之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不以字妨經 、不以經妨字,而後經明。」
6. 段玉裁《經韵樓集》卷8,189頁,〈《經義雜記》序〉:
「玉裁嘗謂:校書必毋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而順其理。」
7. 段玉裁《經韵樓集》卷4,85頁,〈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
「凡宋版古書,信其是處則從之,信其非處則改之,其疑而不定者則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論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適滋後來之惑也。」
8. 胡適(胡適紀念館編,(1998),《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聯經出版社,220頁):「其實校勘的工作,往往所爭只在一個字,或半個字,或只一筆一畫。」
9. 陳垣先生指出校書四法: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而於理校法則曰:「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胡適先生則認為根本不應該使用「理校法」,只能稱為「猜測」。
10. 楊樹達,(2003),《古書句讀釋例》:
「句讀之事,視之若甚淺,而實則頗難。…句讀不易,故前人往往誤讀。」(2-3頁)
11. 林艾園在《應用校勘學》書上主張:「校勘可以不標點(但不等於不知句讀),而負責的標點則必須校勘。所以,正確之標點,必須與嚴密之校勘相結合,並以校勘為基礎。不然,標點出來的書,其中語句,從表面而言,文從字順,標點似顯屬完妥,而詳加推敲,則往往發現其存在訛誤。」
12. 無著比丘在《中阿含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jjhima-niākya, 法鼓文化出版社,2011年出版)書中引用法國佛教學者 Lamotte 的話說:
「要深切認識佛教,我們手上僅有的證據或跡象是巴利尼柯耶與漢譯阿含一致共有的教導。這些證據或跡象比二十五個世紀之後的任何學院推論都還重要。」
Anālayo (2011), p. 891 note 148: ‘According to Lamotte 1958/1988: 639, “in order to appreciate early Buddhism, the only valid evidence or indication which we possess is the basic agreement between the Nikāya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Āgamas on the other. This evidence or indication carries more weight than academic hypotheses put forward after an interval of twenty-five centuries.”’
13. 宋子然:「文言(文) 斷句標點是校讀古書成果的直接表現。校讀的目的在於辨正古書的一字一句,以恢復古書之真義。古人行文無須加停頓的標記,今人閱讀時就要從整篇整段中劃分出一個個句子。這不僅僅是一個句讀的功夫,有時牽涉到諸如文字、音韻、訓詁、語法等基礎知識,沒有這些方面的基本功句讀就無從下手。正確的文言斷句標點是準確地校讀古書的體現,反之,錯誤的斷句標點往往是誤校和偏差的閱讀理解造成的。」(《中國古書校讀法》412-413頁)
14. 張涌泉、傅傑所言:「正確的校勘是正確標點的前提,錯誤的校勘則會導致錯誤的標點。但另一方面,錯誤的標點也會導致錯誤的校勘。」(17 頁)
15. 同書132 頁,張涌泉、傅傑引顧廣圻所言:「校書之弊有二:一則性庸識闇,強預此事,本未窺述作大意,道聽而塗說,下筆不休,徒增蕪累。二則才高意廣,易言此事,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張以從我,時時有失,遂成瘡疻。二者殊途,至於誣古人、惑來者,同歸而已矣。」(《思適齋集》,卷十四〈禮記考異跋〉)
版主按語:「前者為『憑臆妄改』,後者為『強經就我』。」
16. 楊應芹〈《戴震全集》後記〉,《戴震全集》第七册,758頁。
我們的基本辦法是:「先讀懂白文,然後下筆標點。」這個辦法看似平常,而做起來絕非易事。戴震說,不知恆星七政之所以運行,則讀不懂《堯典》;不知古音,則讀不懂〈周南〉、〈召南〉;不知古代宮室衣服之制,則讀不懂〈士冠禮〉。事實上,要讀懂戴震的著作,沒有這些知識也是不行的。因為戴震的著作涉及到文字、音韻、歷史、地理、天文、算學等多方面,而且文字簡奧,又多用古語。我們的整理者雖然都學有專長,但在學識的廣博上,卻無人可與戴震相比。因此,要真正讀懂戴震的著作,只有一本又一本不厭其煩地去查閱工具書,一遍又一遍地反復琢磨推敲。有位先生說,他所標點的著作幾乎都能背誦出來。此絕非誇大之詞,而實實在在反應了《戴震全集》整理者在標點上所下的功夫。
17. 鄭阿財,2003:〈潘重規先生與二十世紀敦煌學〉,台灣東吳大學,「二十世紀中葉人文社會學術研討會」。
當面對敦煌寫卷俗寫文字與俗文學時,(潘重規)先生主張必須有尊重原卷與原文之敬謹態度,不可逞意妄改。他說「凡欲研究一時代之作品,必須通曉一時代之文字;欲通曉一時代之文字,必須通曉書寫文字之慣例」因此絕不可遇到讀不通處,便自以為是,擅自改動,各逞臆說。
17. 辛島靜志 Karashima Seishi,〈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1997,裘雲青翻譯,原載《俗語言研究》1997年4期,1998年5期。收錄於《佛教漢語研究》(朱慶之編),33-74頁。
33頁:「但,正是因為思想是通過語言表現、通過語言流傳的,所以說,思想並不脫離於表現它的語言,而是存在於表現它的語言本身之中。不正確地掌握語言,便不可能正確地理解思想。
今天我們應該首先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不懂佛教漢文。認定自己讀得懂,便會無意中不斷犯錯誤;知道自己讀不懂,便會開始考察為什麼讀不懂,這樣就會打破自己的理解,重新認識漢譯佛典。
如果我們從為什麼讀不懂這一疑問起步,從語言方面仔細研究漢譯佛典,就會發現,漢譯佛典不僅是研究漢語史的重要資料,同時在我們探討有關佛典的產生、發展等問題時必不可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僅靠梵語佛典還遠遠不夠。」
18. 辛島靜志 Karashima Seishi,2003年,〈《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 〉,《佛教圖書館館訊》,35/36期:
「因此,研究佛教思想也好,研究佛教史也好,沒有正確地讀懂文獻就做出的結果往往是空中樓閣而已。 」
19. 方廣錩,(2000),〈楊文會的編藏思想〉,中華佛學學報第13期 ,p179-205頁,中華佛學研究所,台北市,台灣。
「再次談談校對。
就校對而言,看來似乎最為簡單,任何人,只要認真一點,都可以做好這件工作。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認真」二字最不容易做到。其證據就是現在流行的各種出版物,幾乎無錯不成書。由此可知校對之難。金陵刻經處所刻佛典,雖然不能說一字不錯,但校對的確相當精審,所以一直被人們認為是可靠的本子,在宗教界、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楊文會怎樣處理校對工作呢?
第一,他嚴把底本質量關,要求底本字跡務必清楚,沒有含混模糊之處。例如,他曾經委託日本友人尋得《釋淨土群疑論》七卷,正擬刊刻,發現「原書硃抹太多,寫者易誤」。於是特意請日本友人「再購未經塗抹之本」。[63]從一開始就注意排除各種出現錯誤的可能。
第二,他堅持作嚴格校對。甚至將繁難的校對工作交由自己親自承擔;將容易一些的校對工作讓給別人承擔。他在一封通信中這樣說:
『頃得東洋覓來之《瑜伽論記》,係唐僧道倫所作。約八十萬字,亦擬刻之。更有東洋求得之古本書籍,改定行款,校正訛舛,甚費心力。會獨任其難,其易辦者,則讓他人校刻。是則私衷所竊願也。』[64]
楊文會如此以身垂範,是金陵刻經處的校對工作如此精益求精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當時各地均辦有刻經處。為了保證金陵刻經處刻經的質量與聲譽,楊文會提出:『他處所刻未精之本,聽其自行流通,本處概不與合併成書。』[65]
楊文會如此重視校對,如此下功夫,如此堅持嚴格的標準,在於他有一種高度的責任心與嚴肅認真的態度。他說:金陵刻經處所刻的藏經『務使校對、印刷,均極精審。庶不至貽誤學者。』[66]這種精神是楊文會留給後代的寶貴財富。」
20. 王叔岷,(1995),《斠讎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七,台北市,台灣。
斠書之失,大抵有三;一、粗疏;二、拘泥;三;穿鑿,雖賢者亦難免焉。
前言斠書之人,須具三事,博學廣覽,可以救拘泥之失,明辨是非,可以救穿鑿之失,亦惟博學廣覽,始能探究本原,本原既得,始能明辨是非,所謂博學廣覽,旨在窮搜材料,材料所以濟經驗之窮,尤以直接材料為可貴,然直接材料不可必得,或竟無直接材料可求,各憑經驗立說,則意見紛紜,末衷一是矣,斠書之難,其在此乎!。」(p. 95-96)
21. 王叔岷,(1987),《校讎別錄》,華正書局,台北市,台灣。
校勘的訓練,屬於校勘學,所謂校勘學,最基本的定義,就是訂正古書字句之學。……字句的訓釋,……屬於訓詁學。所謂訓詁學,最基本的定義,就是解釋古書字句之學[p. 37]。
校勘重在訂正字句,訓釋重在解釋字句。精於校勘的不勉強解釋字句,恐怕字句有錯誤而不知。精於訓釋的,不輕易訂正字句,恐怕字句本可通而未悟。研究古書,應該校勘、訓釋的問題密切配合。否則,本是校勘的問題,卻誤會為訓釋的問題;或本是訓釋的問題,卻誤會為校勘的問題[p. 44]。
22. 高明,(2008),《中古史書詞匯論稿》,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中國。
正確標點古文獻並非輕而易舉的事,要牽涉許多方面的知識。古籍整理研究者認為,要正確標點古籍,首先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其中包括古漢語知識,古代歷史文化知識,以及與文獻內容相關的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全面正確理解文意。(238頁)
23. 高明,(2008),《中古史書詞匯論稿》
概括起來,導致標點失誤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語言方面的。如不理解古詞古義、不理解當時俗語等。二是歷史典章制度方面。(238頁)
版主按語:今日佛教古籍的標點失誤,在於「未校勘即進行標點」,甚至有些標點工作,聽任未受過校勘學訓練的人逕行標點,令人感到遺憾。版主不是認為新式標點不能出錯,而是認為與其輕率進行標點,不如不要標點,至少讓閱讀佛典的人知道此部經論仍待人研讀標點,不會錯認、錯讀。
大抵一部分佛教古籍的標點失誤,在於未讀通全文即逕行一路標點下去,「未校勘即進行標點」者有之,不知古詞古義者有之,不知佛教某一特殊教義者有之,不知佛教名相者有之,不知佛教譯詞有新譯、古譯者有之。
24. 王欣夫,(2005),《文獻學講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市,中國。
文字、訓詁和音韻,前人統稱之曰「小學」,本是互相連繫著,並不能孤立地來研究。…相反地,則如閻若璩〈經義雜記序〉所云:「疏於校讎,則多訛文脫字,而失聖人之本經。昧於聲音訓詁,則不識古人語言文字,而失聖人之真意。」[p.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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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大偉(David B. Honey)在〈《淮南子》校勘學中的語言學、系譜學、文獻學:評述〉,344頁引述:「豪斯曼(Housman):『校勘學不是一種純粹的規則,而是一種應用科學』。一位賀拉斯(Horrace)作品的編輯者認為,『實踐經驗及常識』比任何一套規則甚至手抄本的證據更有價值。
夏含夷主編:《遠方的時習,《古代中國》精選集》,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